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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詩歌的憂患意識開題報告 李白詩歌的憂患意識研究目的和意義篇一
詩歌是詩人情感的產物，詩人的喜怒哀樂都在詩中流露，而李白的憂患意識在其詩中也在多個方面得到體現。
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但是在盛世之中詩人還是看到了其中的黑暗面。自身才華得不到施展，人民生活苦難重重，上層權貴卻依舊驕奢淫逸，這些使得李白愈加不滿，他在許多詩作中都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并且在這種黑暗現實的基礎上，深刻地思考了唐朝的命運，其憤怒擔憂在許多作品中都得到體現。當時的唐玄宗寵幸楊貴妃，權奸、宦官、邊將擅權，朝政烏煙瘴氣，詩人就在《古朗月行》中，以一句“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加以諷刺。在《登金陵鳳凰臺》(人教版七下)中，李白發出了“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的感慨。浮
云蔽日，不見長安，暗示著皇帝被奸邪小人包圍，而自己報國無門，故而心情沉痛。詩中所見所感與歷史教訓交織，表現出詩人憂國傷時的心情。除此之外，《宣州謝樓餞別校書叔云》(蘇教版八下)中，“棄我去者今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這種心情也有所體現。“表現出他的憂憤之烈、心緒之亂，以及一觸即發、發則不可抑止的感情狀態。”上述詩句反映了李白深深擔憂著由于上層的腐敗而風雨飄搖的大唐，這是他詩歌中憂患意識的體現。
安史之亂的爆發，對李白有著非常大的震動，使其愈加關注當時的政治，而上層權貴的荒淫享樂和人民的苦難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愛國憂民的詩人對此有著強烈的不滿。
為此他寫了許多諷刺權貴的詩，例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蘇教版《唐詩宋詞選讀》)中寫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一吐心中郁悶，“正緣權貴在朝，才使得萬事全非，自己又豈能依附豪門，摧眉折腰以辱身降志呢?”詩人寫對名山仙境的美好向往，正是源于對權貴的不滿和抗爭，這種情緒是比較明顯的，詩人蔑視權貴和堅持自我的信念在詩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李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十分關注民生，同情底層人民生活的苦難。隨著玄宗后期開始拓寬疆域，頻繁出兵，人民生活負擔加重，到了“安史之亂”之后，民眾生活十分困苦。
這些都激發了李白匡扶社稷、關心人民的憂患意識，這在他的一些詩歌中也有充分體現。《古風》(人教版《語文讀本》第三冊)中“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就描寫了安祿山攻破洛陽之后的凄慘情景，戰亂之后的國家滿目瘡痍，李白正視和關切現實，憂患意識十分明顯。在“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關山月》)等詩中，詩人清楚地展現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并且給予他們深切的關注與擔憂。
盛唐年間，玄宗勵精圖治，國家實行科舉制選拔人才，讀書人能夠依靠才華進入仕途，這對文人是極大的鼓勵。當時的李白像大多數人一樣，滿懷抱負，渴望建功立業。然而，詩人沒有料到的是，后期玄宗耽于享樂，任人唯親，官場風氣變得污濁，有志之士難以被重用。詩人的滿腹才華不能施展，很多士人懷才不遇，使他對壓抑人才的社會現狀十分不滿。
在《行路難》(蘇教版九下)中有詩句“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這種心情就有所體現。“這兩句想象離開長安后渡過黃河與攀登太行山的情景，實際上是以山川的險阻比喻世路的艱難。”詩句具有比興意味，生動地寫出了滿懷壯志的詩人在遭遇“賜金放還”的打擊之后的失望和不滿。諸如此類的詩句還有許多，例如《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人教版語文讀本第三冊)中“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以及(《將進酒》(蘇教版《唐詩宋詞選讀》)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些詩句都體現出詩人滿腹才學卻無人賞識的悲哀不滿之情，因此這類詩歌都體現了他的憂患意識。
人的情感并不是無端產生的，一種情感的出現是許多方面的原因導致的，李白的憂患意識也和他自身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盛唐思想文化開放，李白更是將儒家、道家、佛家、游俠、縱橫等多家思想集于一身，但對于李白影響最深的還是儒道兩家的文化。道家思想在李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狂傲不羈的性格，飄逸灑脫的氣質，都來源于這樣的思想基礎。”[5]他對“不受約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他的明朗、自信、壯大、奔放的感情，也基于這樣的人生向往。”[6]所以李白在其詩歌中總是能夠直言心中情感，他對自我的追求使他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隨波逐流，因而能理智清醒地看到玄宗統治后期的種種弊病，并且以一種不受約束的方式表現出來。
而李白對于種種現實問題的關心和憂慮，渴望參與朝政，正是因為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李白是個功名心很強的人，有著強烈的‘濟蒼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7]即使李白清楚地看到了現實的黑暗，對朝廷失望，他也依舊希望建功立業，匡扶社稷，甚至曾在“安史之亂”中入永王李幕，從軍報國。可以說李白積極入世，關心國家命運、人民疾苦的思想是貫穿其一生的。
儒道兩家產生的不同影響，兩家思想的交織，是李白詩中憂患意識的主要成因。
李白經歷了由盛世走向衰頹的一個階段，玄宗前期在前人統治的基礎上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并且任人唯賢，使當時無論平民百姓還是才子賢人都渴望為國效力，所以當時的少年李白一心憂國為國。但是當他干謁失敗，前去長安求仕后，他的所見所聞讓他十分失望。他在長安看到了這個逐漸走向衰頹的朝廷的種種弊病，社會矛盾尖銳，人民生活困苦，他“看到的是官場的黑暗，心中充滿憤慨與不平。”《蜀道難》《行路難》等詩都體現了他的不滿。曾經經歷過那樣一個清明繁華的年代，當玄宗后期社會問題逐漸爆發時，強烈的反差使得李白更加關心國家，所以在詩中表現了憂患意識。
“李白人格最突出的特點，便是獨立不羈，不受任何約束。”他詩文中的憂患意識與他自身的個性有著很大關系，他正義善良、直率天真，即使現實世俗十分黑暗，也不與之同流合污，反而更加清醒地保持自我的精神。清醒的認識使得他看清了大唐的衰頹，文人的歷史使命感將其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完全激發，他不滿社會壓抑人才，大膽譏諷當時權貴，同情人們群眾的苦難。李白十分渴望天下海晏河清，渴望一匡天下，李白骨子里豪爽的個性讓他在詩中直言憂患，鋪陳時弊。其浪漫主義情懷也促使他不斷探尋，企圖找到一個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
前面我們分析了李白詩歌憂患意識的表現和成因，下面我們談談在當下研究李白詩歌憂患意識的積極意義。
優秀的詩歌都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無論是蘇教版還是人教版，中學語文教材中的李白詩歌都極具抒情性，藝術風格豪邁飄逸，具有浪漫主義色彩，這使得他的詩歌更能打動人心。心憂天下，憂民愛民的思想感情也滲透在他“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等詩歌中。當代青年與大學生通過閱讀這些詩歌，可以體會到詩人當時一心報國的澎湃感情，自覺樹立學習知識、關心國家、報效祖國的意識。
“盛唐人士積極入世、進取的人生態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樂觀曠達已經成了李白詩的顯著標志，像“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都體現出了李白想要參與朝堂政治，匡扶社稷，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態度，這對于當代青年具有激勵和帶動作用。尤其是即使詩人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遭受打擊，“但由于他始終向往著這樣的理想，他又始終保持著自負、自信和豁達、昂揚的精神風貌。”“他把盛唐士人的入世進取的精神高度升華了”，這對于當代心理壓力不斷增大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養料，能夠鼓勵當今人們笑對人生，不輕易言敗。
李白是一個非常自信的人，他的人生目標從來不是偏安一隅，隨遇而安，而是能夠成為一代賢臣，輔佐皇帝開創盛世。這種理想不是空中樓閣，李白才華橫溢，既能夠堅持報國之心，也能夠清醒地看待時勢，并渴望糾正時弊，建功立業。因此，表現憂患意識的詩歌體現出了他曠達高遠的人生追求，對于當代人培養高潔的人格具有引導作用，當大多數人都追求安逸享樂時，正需要一股清正的力量來引導人們追求理想，而李白詩歌作為傳統文學中的優秀作品，能給人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總的來說，中學語文教材中收錄的李白詩大多思想積極進取，在手法和內容上都有著鮮明的特色。但李白詩歌并不是浮于云端的浪漫主義，其詩歌中有著深切的`憂患意識，這與其自身性格、所接受的文化及其時代背景都息息相關。但是他的入世思想、愛國情懷、樂觀的人生態度，并不局限于當時，對于現在的我們仍有重要意義和積極影響。詩仙李白的偉大思想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我們，并散發著永恒的光輝。
李白詩歌的憂患意識開題報告 李白詩歌的憂患意識研究目的和意義篇二
李白一生都處于唐朝盛世，這正是封建社會發展到高峰的頂點，唐朝政治軍事強大、文化繁榮昌盛，放眼世界也是“萬國來朝”的存在。盛世之下所誕生的李白，其浪漫主義與時代背景和社會風氣極其契合。另外，在繁榮的背后，封建社會也隱藏著各種社會危機、階級矛盾和潛在問題，而當時能夠敏銳發現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屈指可數。
李白作為一個天才型的創作者，他比別人更為敏銳地發現到了王朝可能走向衰敗的跡象，因此他開始創作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詩，對當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社會景象進行直觀呈現。而這也是詩人對人民、對家園憂慮關切的深層次原因。相較于他人而言，李白看問題的角度更為奇特，所反映出的時代問題與矛盾也更為深刻、更加接近本質，他的政治抒情詩其實就是整個封建社會開始逐漸走向沒落的預言詩。
李白出身在富裕家庭，少年時便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二十歲便在詩壇中嶄露頭角，因此他自幼就有建功立業的政治理想，具有較高的政治抱負。
他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寫“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即體現了自己的遠大抱負。李白在性格上有自負、輕狂的一面，因此他不愿意通過科舉出仕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本，隨后他做出了一個“仗劍去閣，辭親遠游”的驚人決定。此后，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他走遍大江南北，廣泛結交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士，通過漫無目的游歷來提升個人見識、開闊個人視野，也讓他對社會百態、民生百事有了一個清醒而完整的認識，其政治思想也逐漸變得成熟了起來。
天寶元年，即公元742年，四十二歲的李白終于得到了貴人相助，經推薦被皇帝招至長安供奉翰林。初入仕途的他當時還對封建統治者抱有一定的幻想，天真地認為自己能夠一展遠大抱負，但此時已經接近時代動蕩變革的轉折點，統治者昏庸無能，對李白這樣的人才根本不看重，在認識到現實情況之后，詩人失望地離開了，并繼續自己的游歷生活。正是這次入奉翰林的經歷，讓他對封建統治者徹底失望，也讓他開始認識思考當下社會和國家可能正在遭遇的危機。
開元二十三年，李白游歷至東都洛陽，在客居期間，他親身目睹了統治階級的腐朽與驕奢，這讓他感覺非常的憤慨，由此寫下了一系列政治諷刺詩歌。在《古風》十八中，他寫“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通過寫老百姓對封建官僚避之不及，從側面反映出官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如此之低，人們對其是何等懼怕。官僚回家后，家中的景象是“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統治者們在外作威作福，在家則沉迷于尋歡作樂、紙醉金迷之中。詩人通過寫實的筆法表達了對統治階級荒誕無度生活的無情批判。此外，在《古風》四十六中，“斗雞金宮里，蹴鞠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詩人通過寫宮廷內部的斗雞、蹴鞠的游戲，將其作為統治者腐敗的具體表現，王公大臣成天沉迷于這種于國無益、于民無助的游樂之中，逐漸沉淪至腐朽的深淵。
此外，當朝統治者唐玄宗偏愛弄臣李林甫，而李林甫為了壯大勢力不斷地排除異己，陷害打擊正直人士，李白的好友張九齡、李邕、裴敦復等均遭受牽連。這件事讓詩人進一步地看清了當權者的真面目，進一步揭示了封建王朝腐朽統治的罪惡本質。在《古風》五十一中，他寫“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
女媭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通過寫歷史上殷紂和楚懷王兩個昏君，暗指當時的社會現實，意圖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這里要注意的是，殷紂和楚懷王在歷史上都是亡國之君，李白此刻已經敏銳地發覺了形勢十分危急，如果不及時采取行動，唐朝很有可能步前朝后塵，自己可能淪為亡國之民。這已經是極其嚴重的警告了，而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詩人寫“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在哀悼好友李邕、裴敦復的同時，又毫不留情地怒斥了李林甫等奸佞小人。在當時小人得志的環境下，詩人直指統治者，體現出極大的勇氣。
李林甫死后，楊國忠掌握了國家大權，安祿山掌握了大部分兵權，皇權旁落，禍迫眉睫。面對即將發生的歷史劇變，詩人通過作品進行了提前預測。在《遠別離》中，詩人寫“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通過借用娥皇、女英的傳說典故，表達了詩人對于政壇小人得道、權勢熏天的擔心與焦慮。面對即將到來的風暴，處于風暴中心的唐玄宗卻渾然不知，只有詩人自己在“雷憑憑兮欲吼怒”，在痛苦中“慟哭兮遠望”。安祿山在發動叛亂前，已經權傾朝野，而卻鮮有人能夠揭露他的真面目。
李白深知安祿山權力太大，勢力日益壯大，必然有叛亂的傾向，因此他在詩中寫“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較為隱晦地點出了安祿山的狼子野心，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正是當朝者養癰成疾、養虎為患的結果。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李白對高力士的不滿與揭露，在《古風》二十四中，詩人寫“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
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宦官們氣焰囂張、只手遮天，統治者沉淪玩樂之中，棄才不用，反而一味重用高力士等阿諛奉承的小人。《古風》五十四中寫“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以蒼榛作為喻體來比喻當朝小人，諷刺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胡作非為，而有才有智的“瓊草”在黑暗現實中只能被迫隱居在深谷之中，甚至居無定所、無所依靠，整個社會已經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境地。面對如此情況，詩人不由得發出“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憤慨，這種憤慨既是在表達個人的憤怒，同時也代表著整個士人階層郁郁不得志的悲哀無助。
在斥責奸佞弄臣的同時，李白還在詩歌中體現出鮮明的反戰傾向，直接揭露了戰爭的殘酷和非正義性。對于唐玄宗窮兵黷武的軍事政策，詩人認為這是一種破壞民族團結民主平等的不義戰爭。對于直接參與軍事行動的軍事將領哥舒翰，詩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寫“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赤裸裸地指出了哥舒翰的加官晉爵，是用千萬在邊境戰斗的寶貴生命、千萬無辜老百姓的鮮血所換來的。事實上，在唐朝的開放的社會思潮中，戰爭并不會招致人們的憤恨，然而由統治者所主動挑起的不義之戰，將會受到像李白這樣的有志之士的無情批判。
天寶十三年，楊國忠為一己私利，不顧犧牲將士，持續發動戰爭。對于這種草菅人命、自私自利的行為，李白在《古風》三十四中寫“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描寫了將士在戰場的凄慘景象，而這一切都是當朝者一手造成的。唐玄宗的窮兵黷武，一方面削弱了唐朝大國的整體國家實力，造成內防空虛，讓安祿山有機可乘;另一方面也直接導致民族關系惡化，讓國家與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而當時能夠看到這一點的，只有包括李白在內的寥寥數人。直至安史之亂正式爆發，一切的走向都與詩人的擔心憂慮不謀而合。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曾經繁榮昌盛的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走上了衰敗的道路。
安史之亂是封建王朝歷史上由盛轉衰的重要轉折點，而動亂的產生有其時代必然性，由于統治者的麻木不仁，由于奸佞弄臣的肆意妄為，由于眾多有志之士無法為國家為人民做更多貢獻，直接導致整個國家命運的改變。詩
人李白在詩歌中的憂患終于變成了現實，這既是詩人利用事物發展規律所做出的科學預測判斷，也是結合自身人生經歷在觀察社會洞悉人性上所做出的努力。作為時代巔峰的弄潮兒，李白在王朝最繁榮的時候，能通過表面的假象深刻認識到背后的政治腐敗本質，進而覺察出封建社會盛極必衰的歷史發展趨勢，這就讓李白比同代詩人在思想上境界上要高出一個層次，也在追求浪漫主義的同時，進一步展示出自己詩歌具有現實性與批判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