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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哲學的論文篇一

論文關鍵詞：生態翻譯學,鳩摩羅什,佛經翻譯

翻譯過程中存在大量的適應、選擇、保留、淘汰等現象，生態翻譯學以自然生態學的適應選擇為理論依據，將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作隱喻類比，利用翻譯活動與“求存擇優”自然法則的關聯性和類比性，論證和建構了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該理論是一種“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翻譯觀，它將翻譯界定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而“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1]39-40當代譯界學者認為，翻譯適應選擇論是譯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運用“適者生存、求存擇優”的自然法則，提出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以及美學層面等多維度進行選擇和轉換的翻譯方法，強調并論證了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突破了傳統“信”、“達”、“雅”的譯評標準，從而得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這個結論。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從生態翻譯學視角探討和挖掘鳩摩羅什的佛經翻譯思想及翻譯價值，從一個新的角度進一步解讀和詮釋佛經翻譯乃至宗教典籍翻譯的復雜性、主觀性、互動性和生態性。

1 復雜的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可以說是一種視野的融合，是文本的世界觀和譯者的世界觀的對話和融合。尤其宗教典籍的翻譯過程從來就不是在文化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與異文化的協商、交流、會通、沖撞甚至部分沖突的情況下進行的。宗教文本不同于普通文本，往往通過隱喻性或象征性語言與讀者形成一種直接的對話關系。巴赫金認為對話性的作用是“激發詮釋”。一個人既可以立即否定說，這個比喻毫無意義，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態度，選擇恰當的詮釋方式，甚至從這個比喻中獲得啟迪和領受，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意義。意義是通過讀者和文本的互動產生的。[3]14無怪乎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在與宗教文本的互動中，讀者的生活實踐改變著他與文本間的關系，弱化或強化兩者間的關系，讀者、譯者、信徒和忠信者與文本建立起一種動態的關系，并反過來影響未來的互動。宗教典籍的這種動態語境即復雜的翻譯生態環境。

歷代佛經譯文，充滿了消弭不了的異解，乃至異說。就佛經漢譯而言，語言和文本的客觀性很大程度被動態語境的主觀性所取代，譯者的任務不再是單純的信息傳遞，關注文本的詞語和語法規則，而是穿越時空，揭示文本的語境，并與當下的漢文化語境聯系起來，基于漢語語境進行反復的詮釋性反思，最終成為經典的共同創作者。可以說復雜的翻譯生態環境是被神秘高深的佛經所塑造的，也是被譯者內在不斷變化的思維狀態甚至行為所塑造的。無論是東晉道安、姚秦鳩摩羅什，還是隋彥琮、唐玄奘，以及北宋贊寧，歷代的譯經大師，無不是虔誠修行多年的高僧，每位譯者的翻譯可以說只是一種個別的詮釋，而不是最終的詮釋，譯者可以通過不斷解構自己以前的譯文從而產生更好的譯文。歷代佛經漢譯之后出轉精的事實便是明證。一方面，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譯經，必然導致對宗教教義理解的差異，甚而至于同一宗教內不同派別的產生。另一方面，虔誠信眾的翻譯標準與一般文人的翻譯視角顯然不同，也勢必造成翻譯標準的多角度與多重性。

有鑒于此，在宗教文本的翻譯實踐和翻譯審美上，譯者的思想不能囿于成見、固執一端，為保證文本與讀者、譯者之間的動態互動，譯者要避免把文本轉換為具象的、非模糊性的譯本，簡而言之形神兼備，“傳神”為妥。這不禁讓筆者想到鳩摩羅什“質而能雅、依實出華”的翻譯思想實在是對于這種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

2 鳩摩羅什的適應與選擇

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包括社會文化、背景)的選擇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體現在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筆者認為，從鳩摩羅什的翻譯操作、翻譯過程、翻譯方法、翻譯形式及翻譯結果上看，都遵循著“優勝劣汰”的基本法則。

2.1 刪繁就簡的翻譯操作

鳩摩羅什梵漢雙通，為適應漢語的語言接受習慣，他對冗長繁復的經文有自己的剪裁標準，這也充分體現了譯者選擇上的主體性、自覺性。據慧皎《高僧傳》載，在與僧睿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時，羅什云：

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4]76

“其大意是：按照印度風俗，見佛之時，皆當陳述贊頌，印度文章辭句華美，佛經的偈誦，都可以配合音樂唱誦，但譯梵為漢后，則無此美感，雖然譯出大意，文體卻很不相類，就像把飯嚼爛了喂人，非但沒有味道，而且使人嘔心。”[5]90羅什譯場所出最大部頭的經典就是《大智度論》，有100卷，100多萬字，包括《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全文30多萬字，和羅什對該經文的解釋60多萬字。僧叡在《大智度論序》中說過：“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梵夏既乖，又有煩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萬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見。”由此可見，所刪略的經文占梵本原文的2/3之多。羅什擷取精要，刪繁就簡的翻譯操作手法既保留了印度文學的吟唱風格，又符合漢語言簡意賅、生動曉暢的審美要求，而且便于實際講經、讀經、誦經的開展，完成了在更大范圍向漢地傳播佛教經典的譯經任務，這也是其譯本較他人譯本更為流行的一大因由。

參考文獻

1、哲學類實體圖書滯銷困境解析楊彩利現代商貿工業2015-02-15

2、關于高職院校開設哲學類選修課的思考胡慕賢; 黃海峰廣西教育2014-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