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中的快樂，產生于對學習內容的興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歡學習的，只是學習的方法和內容不同而已。優(yōu)質的心得感悟該怎么樣去寫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優(yōu)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危機意識的感悟 危機意識的文章篇一

19**年，中國發(fā)生事變。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國金報》撰文稱戈爾巴喬夫改革必定失敗，蘇聯東歐帝國體系將解體。1990年6月12日，何新給國家當時最高領導同志(鄧公)寫信，預言蘇聯即將面臨解體。

1991 年8月，蘇聯“819”政變發(fā)生，何新應某高層領導（丁關根同志）問詢而寫了一封信分析形勢并報中央領導。何新認為此次蘇聯政變不會成功。并預言：此次政 變失敗后蘇聯政局的崩盤趨勢已難逆轉，蘇聯體系將崩潰，葉利欽必將掌控實權，戈爾巴喬夫將僅成為象征性人物和下臺。

12月21日，前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首腦發(fā)表了《阿拉木圖宣言》。宣告蘇聯體制的徹底瓦解。

這年圣誕節(jié)之夜，葉利欽從戈爾巴喬夫手中接過了前蘇聯的最后一項權力——核按鈕控制權。1991年12月25日18時40分許，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辭職。

3、1991年，何新在《對我國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國對華進行其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滲透的具體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個代表美國及西方在華利益的代理集團——新買辦階層。

（2）美國以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工具，以現代藝術、美國文化和消費模式，作為催化媒介，誘導中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中國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國的社會心理。

（3）在倡導“開放主義世界觀念”的旗幟下，以“世界主義”觀念，來否定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本位的愛國主義觀念。（即“普世價值”）

（4）試圖徹底破壞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讓中國人將來心安理得地接受國家分裂的事態(tài)，為此而作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輿論的準備。

（5）以民主、人權為兩大道義鎖鏈，約束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手腳，削弱和解除中國國家制度的自衛(wèi)機能。使這種自我防衛(wèi)機制，喪失道義性的基礎。

（6）美國及西方公開策動中國的少數民族分立運動、并伺機準備插手支持區(qū)域性的自立運動。

美國對華進行大規(guī)模意識形態(tài)攻心和政治滲透。它要求中國政治制度按照美國標準，實施美國模式的“民主化”，在經濟上實施私有化、市場自由化，以此作為引導中國改革的三大目標。

回看我們的歷史，私有化（下崗改制）、普世價值、西藏拉薩事件、臺海問題、否定岳飛、李銀河的所謂性革命，一一發(fā)生，難道是偶然的嗎？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戰(zhàn)略斗爭的焦點區(qū)域》文中預言：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東已很難再結聚為威脅美國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戰(zhàn)略性整體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動蕩狀態(tài)在這個地區(qū)仍將長期延續(xù)下去。但是從整體看，此地區(qū)已能夠被美國和西方政治經濟力量所主導和把握。因此，此地區(qū)在90年代以 后將不再世界戰(zhàn)略斗爭的焦點地區(qū)。

何新說：全球戰(zhàn)略中心未來將東移，中國大陸及沿海邊緣區(qū)域將是未來世界戰(zhàn)略競爭的中心焦點，成為矛盾的敏感區(qū)和觸發(fā)點——在中國大局維持穩(wěn)定而無內亂發(fā)生的前提下——中國的邊緣區(qū)域將事變不斷。即：

朝鮮半島、中南（印支）半島、港臺海區(qū)、南中國海區(qū)域以及環(huán)鄰西藏、新疆的西部區(qū)域。這些區(qū)域目前蘊涵復雜經濟、政治、主權領土爭端和民族、宗教問題，因此隨時都可能成為突發(fā)矛盾、沖突激化的國際爭端區(qū)域。

此后，朝鮮問題、南海問題、臺海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不斷涌現。

何新還針對美國開始大規(guī)模向臺灣銷售武器，認為這是一種信號。

何新預言：李登輝掌控臺灣局面后將搞臺獨，臺、陸關系未來面臨急劇裂變。

何新建議以中程導彈威懾臺灣。

5、1997年3月（亞洲金融危機前夜），何新寫報國務院領導《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研究報告，建議警惕金融行業(yè)出現危機，此后，中國明顯地放慢 了關于人民幣自由兌換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進度，由于中國金融市場沒有與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接軌，所以不久后爆發(fā)的亞洲金融危機未能禍及于中國。

6、1997年3月，何新在《對我國金融領域問題的分析與建議》中指出，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中心與地方稅收分流的新稅收體制，使得地方政治與地方民營經濟日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因為事實上只有民營經濟才能為地方政府提供豐厚的稅收（而多數國營經濟均瀕臨虧損或破產）。

另一方面，通過政府官員以權力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和支持，一部分官員借此獲得個人經濟收益。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導致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干部階層因而將發(fā)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與地方財閥相結合的地方主義勢力。

（二）出現為民營經濟利益集團直接提供政治服務的買辦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協小組發(fā)言《論股市泡沫、統計失真與下崗問題》并致信朱某公，稱被媒體大肆吹噓的新經濟是莫須有的神話。預言香港不久還會發(fā)生第二次金融危機。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數由年初的11397點下滑到9072點，前三季度累計下跌2325點，跌幅達20.4%。

8、在上文中，何新還認為：決定自由市場中競爭成敗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經濟效益，而是靠累積資本的實力和規(guī)模。資本炒作決定商品價格，而不是競爭或市場需求決定價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對對國企私有化和讓工人下崗失業(yè)的政策。他尖銳抨擊：將工人驅趕下崗，使企業(yè)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業(yè)效益；實際上是將國有（社會）資產廉價地贈送給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時把失業(yè)者拋向社會，制造了社會不穩(wěn)定的禍亂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崗政策終于有所減緩和收斂，失業(yè)引起的社會不穩(wěn)定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障問題開始得到高層的重視。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對伊拉克局勢發(fā)表評論，預言美國攻擊伊拉克根本不會有大型的、有意義地對抗性戰(zhàn)爭。伊拉克即將發(fā)生坍塌性的崩潰。薩達姆政權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數。這種論點與當時央視評論等主流媒體的論調截然相反。

然而伊戰(zhàn)迅速結束的結果驚人地驗證了何新的該預言。

11、2003年3月，何新發(fā)表著名《論某公》文，歷數某公執(zhí)政時期改革政策之誤，斷論其種種私有化及盲目市場化之激進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遠，竭譯而漁，必 遺患后來。

如今，教育、醫(yī)療、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壓得國人透不過氣，兩極分化、貧富對峙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觀》序言中，何新預警：種種跡象明確顯示，我們正處在爆發(fā)新的大規(guī)模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危機的焦點將集中在日元——美元——歐元的 匯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這個泡沫大得驚人），就必將引發(fā)全球性的金融大災變。何新還肯定地說：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突變已經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發(fā)表《中國人該有過苦日子的精神準備》一文，預言：國內物價和社會就業(yè)問題，未來將極其嚴峻。發(fā)生企業(yè) 大倒閉、高失業(yè)，同時伴隨高物價的經濟時代，即將到來了。過去幾年的國內經濟的表面繁榮，奢靡揮霍，廉價貨物充斥于超市的時代，就要結束。

這些話在當時仿 佛是“唱衰論”而受到譏笑。但現在對這一點，想必一切工薪階層已有切膚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層的《人 民幣升值是物價上漲全球通脹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幣持續(xù)升值必將引發(fā)惡性通脹》等文論中提出：人民幣持續(xù)升值會吸引外匯熱錢大規(guī)模流入，導致兌換人民幣 過量發(fā)行流動性資本失控。同時人民幣估價的一切國內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勢必帶動中國商品對于世界其他貨幣和商品發(fā)生普遍的物價上漲。換句話說，伴隨人民幣 升值，自然意味著中國物價節(jié)節(jié)高漲。

由于中國也是世界消費品的主要出口國家，因此中國出口品的價格上漲必然拉動全球通脹。中國作為全球廉價商品供應商的時 代即將結束。

——如今伴隨著人民幣大幅升值發(fā)生的，正是中國與世界物價的不斷上揚。、2008年6月，何新在《談國際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價，這是美國國家當前核心利益的現實選擇，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國對沖投機基金。就是這些基金在石油期貨市場興風作浪導致油價飚升。

油 價上升是美國解決其龐大的國家負債的重要選擇，這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國政府未來制訂一切政策的定位點。

經過2008年下半年短暫下跌后，盡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終呈負增長，油價仍然從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過９0美元/桶。一直以來美聯儲實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匯率連年持續(xù)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發(fā)表博文《想到中國未來有時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發(fā)表博文《2011年中看內外 大勢》預言：預料國內物價，主要是民生用品物價在今年７月以后將會飛起來。

何新又針對當時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唱好美國經濟以為即將復蘇的論調，預言：這場 國際金融危機方興未艾，仍遠未結束。金融大海嘯會在未來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態(tài)突然發(fā)生。

何新還預言：10年之內，中國與世界必有非常之變！無內變則必臨外戰(zhàn)。

中華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險的時候！

何新說:如不改弦易張，通盤檢討過去１０年來改革方向的失誤，未雨綢繆；則未來會如何——也許只有天知道????

從此何新基本失語，很少發(fā)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兩年，何 新出版了《匯率風暴：中美金融戰(zhàn)爭揭秘》、《統治世界：神秘組織共濟會揭秘》、《命運與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運與思考》一書中，何新說：我不講假話。但我并沒有講出所有的真話。

［附注：以上預言見何新有關著作：《新戰(zhàn)略論》、《致中南海密札》、《論政治國家主義》以及《何新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何新看中國經濟》等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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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測到東歐、蘇聯劇變及對中國影響;

2.判讀出 當今世界商品經濟向資本經濟過渡;

3.認為戰(zhàn)略中心由中東轉移到中國；

4.預言2008金融危機，其后通貨膨脹時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嘯；

5.揭示出 隱蔽的共濟會組織

我想這五點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當代地位。

危機意識的感悟 危機意識的文章篇二

讀《中國意識的危機》有感

《中國意識的危機》是一本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書。林教授運用現代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的成果來探討中國現代思想史，其所提問題之精銳、見解之深邃，與海外尋常所謂“漢學家”不可同日而語。眾所周知，“五四”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事件，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定位問題，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八十年來，著述薪積。因為論者在知識背景、理論模式和價值取向的迥異，結論自然大不相同。

概而言之，有四種“歷史記憶方式”：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從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出發(fā)，將“五四”運動視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和顛覆；以胡繩、彭明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將五四運動看作由早期共產黨人領導的一次反封建的政治社會運動；以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者視“五四”為反抗傳統思想文化秩序、溶入“現代”世界體系的一次理性啟蒙運動；而以余英時、張灝、杜維明為代表的海外學者則從更為宏大的視野出發(fā)，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傳統與西方思想的復雜關系，對其非理性、反歷史的思想誤區(qū)作出鞭辟入里的檢討。當然，除此之外，尚有“文藝復興”說、“啟蒙運動”說、“思想革命”說、“西方主義”說、“不完全的現代性”說，“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說等多種論點。相比之下，林毓生先生的這本書則提倡“意識危機”說，他靈活采用了“中國中心觀”的研究思路，并輔助性地使用了韋伯、席爾思的“奇里斯瑪權威”理論，因此得出了發(fā)人深省的結論。

作者在該書中，運用馬克思?韋伯社會學和波泥拉科學哲學中兩個嶄新的概念：“奇理斯瑪”（意為“神圣的天賦”）和“支持意識”作為其論證的理論基石。這兩個概念，本來名異質同，前者來自基督教語匯，指經過了“神”點化的權威人物。后來馬克斯?韋伯將其引入社會學領域，作為定界個人權威最高標志的特殊名詞。一般地講，在各個行業(yè)中具有特創(chuàng)力的至高無上者便是“奇理斯瑪”權威，但這時僅指各人權威。再后來，美國社會學家席爾斯將產生社會秩序（或社會意識）的至高無上的行為角色、物質等等均歸結為“奇理斯瑪”權威。而后一個概念是愛因斯坦的好友、世紀初有成就的化學家和哲學家波尼爾的創(chuàng)造。“支持意識”的要旨，是說人們在過去經驗過程中所慢慢形成的、并不斷指導人們行動的一種潛在的意識。不論是“奇理斯瑪權威”還是“支持意識”，在最初均是均是針對個人“權威”與個人的無法扭轉的“經驗”而言的。但是畢竟個人是社會的個人，社會是個人的放大，個人之權威——“個人的無法改變的經驗”之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便形成了該國家或民族的“奇理斯瑪權威”和“支持意識”，最后，形成民族意識的沉淀和結構，這種結構俗謂之“傳統”。其特殊的魅力規(guī)范著社會和人們的行為，之所以如此，當然有其充分條件，即支配人們行為規(guī)范和社會秩序的“奇理斯瑪權威”和“支持意識”是具有活力的，而絕非是僵化的，一觸即潰_的。正是在此意義上，林教授富有遠見地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能被人們人為地一刀切斷，不能被徹底“焚毀”，重新創(chuàng)造，而只能在原有文化傳統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使其成為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奇理斯

瑪”。

中國意識之在中國，大概至少四千余年了，四千多年來，其通過孕育、誕生、成長、成熟并經過歷代學人和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全體中華民族成員們的共同不斷加工，從而形成了一個明顯穩(wěn)定的傳統結構。

每個中國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感受著一種生活現象，此種現象并非“天理”，而是“人倫”。雖然，“天理”和“人倫”在這里經常被人們連用，但認真地說起來，前者不過是人們用以警告、嚇唬他人的手段，而真正富于現實情感意義的，或者在中國人心靈深處永志難忘的只是人倫。并且在一定意義上講，“天理”幾乎是世界各民族心理結構中所共有的“奇理斯瑪權威”，而“人倫“才是我們民族發(fā)自內心的、心悅誠服地導引其不斷向前發(fā)展，同時也給其留下深刻痛創(chuàng)的“奇理斯瑪權威”。

儒家的學說，從客觀上講，適合于中國社會人倫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實際；從主觀上講，符合于統治者欲以強化其政治統治的要求。于是家—國一致，君—天、忠—孝相連，“三綱五常”便成了統治者進行統治的無上法寶。不但如此，他們對這些法寶還進行了政治性和法律性的創(chuàng)造。這種創(chuàng)造首先是身份上的，歷代儒家都主張“正名”，所謂正名其實就是要弄清身分。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正名”之后，其社會待遇便因名異而異。關于這點，以下引文最具代表性：“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

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huán)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多么森嚴壁壘的身份之圖！多么精細繁瑣的“等差”秩序！難怪當孔子聽到只能享受四侑之樂的大夫季氏竟違背自己的法定身份所應得到的享受而“八侑舞于廳”時，氣憤難忍地說：“是可忍，孰不可忍！”言下之意，是指背禮違法，犯上作亂，莫異乎此、大乎此者。這樣，家族的身份關系就被順理成章地移植到社會和政治領域。

在中國意識的“奇理斯瑪”中，該抽去的是“血緣”二字，認真說來，“血緣”二字對中國造成的禍端實在太大，人們在情與理的矛盾中，往往以情勝理，而情的首當其沖的基礎，在中國是血緣。由于這兩個字導致了任人唯親的悲劇，也由于以血緣為基礎的統治者大同盟，使官僚階層有恃無恐地倚權背法，慘民賊國。古代思想家曾設想過一個選賢任能，不唯血緣，不唯私情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古代開明的統治者總是沒法進行改革，以改變血緣倫理至上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厄運。曹操倡導“任人唯賢”，“唯才是舉”，那么膾炙人口的《短歌行》招來了多少“周公”？孫權“內事不決問子布，外事

不決問公瑾”；唐太宗知人善任，把魏征做為他的“一面鏡子” ……而最富于重大歷史意義的是由董仲舒始作俑、并盛行于隋唐以來古代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它不但為中國古代的政治統治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才，而且成為東方奉獻給西方文官制度的奠基石。今天，研究文官制度的西方專家們每每來到中國講學時總要不無激動地感謝“老師”一番。但是，可悲的是，中國的統治者并沒有將這一制度貫徹到底，直至本世紀初所實行的還是帝制世襲制！曹操沒有開明到將最高統治權交給他人，而是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唐太宗同樣如此！思想家們的設想在歷史上亦不過是海市蜃樓。當然一定的社會存在總是和特定的社會物質生然而條件相聯系，我們不能苛責古人不操守今日的觀念。但歷史的觀念傳至今日，影響今日、阻礙今日之發(fā)展，時人的確負有改革它的任務。

危機意識的感悟 危機意識的文章篇三

中國夢需超越中國意識危機

2013年05月14日10:20 來源：新華國際

新華網消息 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發(fā)表題為《“中國夢”需要超越中國意識危機》的文章，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中國再次提出“中國夢”的概念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中國夢”是自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夢想。大清帝國急劇衰落，中國傳統國家被帝國主義打敗，中國人就萌生了建立一個民主富強的新國家的夢想。直到今天，這個夢想仍然是中國人追求變革和進步的巨大思想動力。但現實的因素似乎更為重要，“中國夢”這個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決今天中國很多人對國家的前途、對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機。歷史上，每一次“中國夢”的背后都是當時面臨的信心危機，而信心危機的背后則是深刻的“中國意識危機”。很顯然，要實現“中國夢”，首先就要克服“中國意識危機”。如果解決不了“中國意識危機”，“中國夢”就會無從談起。

有危機，才會有夢想;有夢想，才會有進步的動力。今天中國所經歷著的“中國意識危機”，實際上是自近代以來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運動”是第一波，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經歷著的“中國意識危機”和前面兩波危機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區(qū)別。要克服今天的“中國意識危機”，人們可以回顧前面兩波危機，看看當時這種危機是如何產生的，人們又是如何克服的。盡管今天的情況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學到很多經驗教訓。

深刻危機激發(fā)夢想

前面兩波危機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主要是因為各種內外因素，導致一些人對國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憂慮，沒有信心。“五四運動”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清末以來，各帝國主義力量不斷深入中國，到“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國家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同時也感覺不到中國有任何希望來拯救自己。早些時候，翻譯《天演論》的嚴復曾悲嘆道：“中國弄不好，有一天會被開除球籍。”盡管悲觀主義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間流行，但更多的人則被這種情況激發(fā)出“中國夢”來。不管今天如何評說“五四運動”，這場運動培養(yǎng)了一代愛國主義者，他們都為建設一個新國家而努力。這場運動拉開了日后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實現各種版本的“中國夢”的序幕。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是“五四”愛國主義的產物。從政治發(fā)展角度看，“五四運動”的終點應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這段很長的歷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國意識危機”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深刻的危機激發(fā)出人們對未來的夢想。同時，盡管人們抱開放的心態(tài)，試圖用各種進口的主義來拯救國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國國情的主義，或者那些被“中國化”的主義(主要是社會主義

和民族主義)才生存下來，并轉化成為主流社會意識。主流社會意識則是社會成員“中國夢”的意識構架。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再一次出現“中國意識”危機，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圍繞著“中國會不會被開除球籍”的大討論。這一次“球籍危機”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球籍危機”的反動。毛澤東在1956年曾說：“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yōu)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毛澤東的“中國夢”顯然是要建設一個富強中國，其指標就是趕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澤東就發(fā)動了“大躍進”運動。毛澤東一直想用政治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推進經濟的發(fā)展;經濟發(fā)展本身的規(guī)律則被忽視。當然，這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盡管毛澤東的激進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評，但在短時間內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是那一代人的集體“中國夢”。

三十年下來，中國演變成了一個典型的貧窮社會主義模式。當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人有機會了解外面世界發(fā)展的時候，“中國意識危機”再次出現。人們發(fā)現，且不說發(fā)達已久的歐美國家，即使中國的近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已經在中國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過程中大大超越中國。日本是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二戰(zhàn)摧毀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使是廣東的鄰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剛剛解放的時候遠比香港繁榮。正是因為這種深刻的“中國意識危機”，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國夢”。《河殤》、“球籍危機”的討論、政治改革的呼聲等等，都是當時人們“中國夢”的反映。

但是，使得世界驚訝的是，中國很快就從這種深刻的危機之中走了出來。這個標志就是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和當年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概念的提出。這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過于理想的主義，而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個主流意識的引導下，中國獲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同時，人們的“中國夢”也是在這個主流意識下展開的。如果人們不接受這個新的意識，就很難想象1992年之后中國高速度的發(fā)展。

今天，人們所面臨的“中國意識危機”和前面兩次有明顯的不同，很多現象甚至很難理喻。1992年之后，中國取得了快速的增長，在短短的一段時間里，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當發(fā)達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仍然能夠保持較快的發(fā)展速度。再者，中國社會也越來越開放。但同時，中國社會對國家和個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個非常低的水平。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至少有如下幾個原因。

從國際環(huán)境來看，和前兩次不同，第一次是國家的生存問題，第二次是國家的貧窮問題，但這次是國家的富強問題。在國家生存有危機和國家貧窮的情況下，人們的擔憂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為什么富強了之后還會這樣?原因也很簡單。對中國人來說，富強不僅僅意味著不受外國的欺負，也意味著能夠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應當有的尊重。但盡管中國崛起了，對國際社會所做的貢獻越來越大，卻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并且，一個崛起中的中國，面臨著越來越糟糕和嚴峻的國際和區(qū)域地緣政治環(huán)境。這使得很多中國人不高興。近年來各種民族主義情緒就是這種“不高興”現狀的反應。非理性的“不高興”，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

中國是轉型中的社會

和前兩次一樣，中國內部問題因素更為重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其一，中國自身所面臨的實踐問題。中國是轉型中社會。所有國家的轉型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今天的中國特別像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面臨食品不安全、藥物不安全、環(huán)境污染、社會不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在資本的作用得到充分的發(fā)展的同時，沒有有效的社會保護機制。不過，中國的問題更為深刻。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經濟發(fā)展路程，在這個緊縮的時間里，很多社會問題也加速度地暴露出來，讓社會不可忍受。

再者，如果和日本與“四小龍”等東亞經濟體相比較，中國的發(fā)展模式顯然有很多問題。東亞經濟體盡管也經歷過同樣高速度的發(fā)展經歷，但沒有發(fā)生如此深刻的社會危機。在中國社會，人們往往把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歐洲、美國和東亞經濟體做比照，而不能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發(fā)展問題，這種比照往往導致悲觀的結論。

其二是中國改革發(fā)展的理論問題，執(zhí)政黨對改革和社會的發(fā)展毫無理論準備。無論是官方所堅持的理論教條，還是盛行于社會上的各種不斷變化的理論，對中國社會的現實毫無解釋能力，無論是積極的發(fā)展和消極的現象，官方和社會群體都是在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話語來解釋中國。左派和右派都拿著西方的東西來看中國，評判中國。不過，西方的東西解釋不了中國的成功與失敗。無論是官方對其陳舊、教條的堅持，還是左、右派對西方話語的借用，不但不可能培養(yǎng)中國意識，反而是在加速度地去中國意識。和前兩次危機一樣，當來自西方的過于理想化的概念泛濫的時候，尤其當這些概念走出書本和校園，來評判中國的改革實踐的時候，“中國意識危機”必然加深。

其三就是前兩者的綜合癥。因為不知道中國所存在的問題是怎么來的，也說明不了這些問題可以如何解決，就導致了社會成員深刻的焦慮癥狀，不知道國家的明天會如何，自己的明天會如何。這種情形在“五四運動”期間產生過，也在1980年代中期產生過。

如何解除“中國意識危機”呢?中國的選擇并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確立中國信心。確立中國信心并不是像一些人在做的那樣，關起門來，說自己優(yōu)越。人們必須一方面持開放的心態(tài)，不能因為政治上的考量，人為地把中國價值和普世價值對立起來。任何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和價值，都是核心價值和普世價值的結合體。應當拋棄“西方的就是普世的”這種簡單的想法。西方的一些價值是普世的，但也有些價值是西方特有的。中國價值也是如此。再者，在全球化的狀態(tài)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阻止普世價值的流通和傳播。當中國成為世界共同體一員時，中國本身所擁有的普世價值，也不斷影響其他國家。但同時，正是因為有些價值是特殊的，在實踐層面，人們也不能濫用外來的理念，要切實考量哪些理念和中國國情相沖突，哪些理念接近中國國情，哪些理念可以并且應當加以中國化，進而把其整合進中國本身的核心主流價值。

簡單地說，“中國意識危機”能否克服，取決于，第一，能否確立這樣一個為社會的大多數所接受的主流意識;第二，這個主流意識能否幫助中國推進各方面的改革，確立有效的政策來消化和解決目前所面臨各種社會問題。從前面兩次危機的經驗看，前者是關鍵。只有有了主流意識，社會才會有共識;有了共識，社會就會具有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才可以動員資源來克服危機。(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鄭永年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危機意識的感悟 危機意識的文章篇四

讀《中國意識的危機》有感

姓名：聶學利學號：10091110122

在十九世紀，西方人經常把中國人視為停滯的傳統主義典型。但是在二十世紀中期，中國卻成了很多人向往的革命之鄉(xiāng)，成了與過去整個文化傳統和社會秩序決裂的社會。有讀該書后的人評論說，如果思考一下，為什么特別是中國會成為不改變傳統的象征，人們就會感到這種看法的產生是因為認識到，中國曾設法使它完整的社會—政治—文化秩序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這種秩序又被一個企圖在它內部既體現社會政治權威，又體現社會精神權威的階級所控制。這種傳統的持續(xù)性似乎是它的包羅一切的整體性功能的結果。在中共掌握政權以后，人們敏銳地覺察出中國領導人的意識形態(tài)中有外國的根源。正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明確主張要與過去的封建社會和封建文化實行完全革命性的分裂。

為本書作序的本杰明·史華茲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研究者，早在中共勝利之前，就對現代中國某些知識分子領導人獻身于林毓生教授所謂的那種“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程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書作者林毓生教授認為，在本質上，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涉及到兩種預設：第一，必須把過去的社會—文化—政治秩序視為一個整體；第二，這種社會—文化—政治秩序必須作為一個整體而被否定。林毓生教授同其他很多二十世紀知識分子歷史的研究者一樣，一直很重視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五四運動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他們同樣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后數十年間，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因而他們覺得中共的領導是五四運動的必然產物。

作序者主張，現在很清楚，無論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沖動如何真實、有力，也不管過去的政治文化秩序結合得如何實在，如果把這種同整個傳統完全決裂的簡樸而辯證的描述，看作是對現代中國復雜歷史的全面概括，是有很大缺陷的。他說，最近數十年來，不少人都寫過文章來竭力糾正通過去完全決裂的那種僵硬的形象。對傳統文化的復雜性以及它內部的多樣性特征，正在進行富有成果的探索；對過去文化在當代中國每一生活層次上尚未察覺或尚未認識的連續(xù)性，正在進行徹底的研究。

必須指出的是，面臨這種修正的觀點（其中很多是有道理的），林教授在這本精深而又嚴謹的著作里，不再肯定原來的那種形象。他絕不認為，傳統的中國事實上是由各個不可分離部分所組成的毫無問題的一個整體，絕不認為人民中國的建立事實上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完全決裂的標志，不管這些傳統文化是好是壞。他分析的核心是，在中國某些文化傾向中所體現出來的某些看法已牢固地形成了反映傳統主義者本身的觀點。

林教授強調，盡管中國傳統文化紛紜復雜，盡管這種文化內部存在著彼此沖突的傾向，但是它的各個部分的整體性觀念，社會和文化在各個方面受政治秩序控制的觀念，以及思想|

意識對轉變人類生活起決定作用的觀念，都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在該文化傳統內部廣為人們接受的思想之綜合。他進一步強調，這種文化傾向以很多隱微難查的方式甚至影響了那些對過去持堅決否定態(tài)度的人。作序者指出，作者在這本書中還有其他的功績。那就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當一種過分的“修正論”可能將反傳統主義混淆的時候，作者使我們再一次將注意力轉向他所說的那種鮮明的反傳統的現象。如果把各種斟酌保留的意見都加以考慮沒有其他人比林教授更考慮這一點，事實就很清楚，他所論述的那些觀點無論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或政治歷史，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當然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分段解釋，就能將中國過去的壞成分視為與一切高等文明過去的普遍壞成分所共有，就能毫無保留地贊揚過去所取得的物質成就，以及多少采取一種稱贊的態(tài)度來對待過去流行的高尚文化的各個方面，但這是就否認它們目前價值的外國觀念模式而言的。

有人注意到，如果我們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經歷和中國的政治歷史，與其他非西方文化地區(qū)例如印度和穆斯林國家的情況加以對比，林教授的論述所強調的意義就十分清楚了。的確，這些地區(qū)也有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將來也許還更多，正如現代中國有很多知名的“新傳統主義思想家”那樣。人們也許會說，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很多知識分子信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膚淺的、不真誠的。然而實際情況是，這些社會的知識分子企圖在伊斯蘭教和社會主義之間，在印度教和民主主義之間找出它們的和諧共存，而不是明顯對立。在這些地區(qū)還沒有一個國家對群眾的傳統信仰發(fā)動一場正面的沖擊。林教授的分析提示我們，無論有其他什么因素發(fā)生作用，在那里，舊政治秩序的瓦解，不像在中國對政治秩序瓦解后依然存在的文化產生了完全否定的意義。他的分析還暗示，那些社會中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人物也許不相信中國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即林教授所說的的那些主張以思想文化來解救問題的人，有力量實現他們對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造。

林教授的功績還在于，他不是以抽象的命題來提出他的這些論點，而是通過研究五四時期三位非常著名的人物----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的思想來證明他的論點。這是一個頗為艱巨的研究途徑。這三人是有很大差異的，他們的內心世界是復雜的充滿矛盾的。然而林教授相信，固然他們彼此迥殊，但都具有某些他所論述的基本傾向。他的觀點說服力強，而且他對三人的分析還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他們的新視角。同時，作序者說，這本著作還對中國遺產本身做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所以，本書不僅對于我們了解現代中國，而且對于我們研究當代世界最棘手的問題，都是有啟發(fā)、有教益的貢獻。

該書的作者以研究“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為主題，發(fā)表了他關于中國意識危機的思考，提供了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一個新的視角。|